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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1-27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四川有183个县(市、区),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特别的资源禀赋和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五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经验,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值得关注和总结。四川日报评论理论部邀请六位专家,走进基层调研,总结发展经验,发现面临的问题,以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首期调研走进高县。

  高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的乌蒙山区,其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展县域经济的各项部署要求,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在绿色发展上,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服务业,都以绿色打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产业发展,传统的农业产业绿色改造升级,新发展产业则走绿色化之路。一方面,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化;另一方面,将文旅康养产业作为全县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依托“原山原水原生态”自然生态本底优势和“原乡原味原生活”人文生活本色禀赋,大力推动农旅融合、工商融合,传承“忠孝文化”“礼仪文化”“书香文化”等高县特色文化,成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县、四川省乡村旅游强县。在创新发展上,高县不仅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注重新理念引领发展,扬地方特色之长,创产业业态之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快构筑现代产业新体系。高县是改革之乡,早在20世纪90年代,高县就在探索县属国企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高县继续发扬敢闯敢干的改革创新精神,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技术创新为引领,双轮驱动全面创新改革,为绿色高效发展注入动力。在开放发展上,高县采取县级领导外出招商,组建专职招商引资队伍等措施,强力提升对外交流合作实效。

  县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全省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县域经济发展得好,财力就能显著增加,民生就能得到持续保障和改善。当前,我省县域经济已进入总量跨越、质量提升、动能转换、城乡融合、开放协同的关键发展阶段,走进高县这个具有散、偏、闭、边(远)等空间特征的山区(县),观察县域经济发展走过的路,我们对分析占有全省大比例的山区(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有几点体会。

  一是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对于我省不少高山区(县)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绿色资源。任何时候,这一优势都不能丢,放大这种优势,做强这种优势,是高山区(县)的必由之路;在认清自己优势的基础上,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要靠追求“精致”提升竞争能力。山区农业不能靠“规模”在竞争中取胜,要选择在“精致”上做文章,从“以量求生存”转为“以质求发展”。

  二是要认清自己的劣势。边远高山区(县)的劣势在于一般位置偏远,县域内部来说,居民分散化程度较高。首先,要设法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高山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其次,山区区(县)因为先天条件所限,开放程度不够,所以,对于类似的县区来说,开放发展既是面临的最难点也是解决其发展困境的关键一招。

  三是要坚定不移走转型升级之路。与发达省份县域相比,我省不少县域产业结构层次、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科技创新能力等重要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壮士断腕之气魄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总体来看,如果以高质量发展来要求,会看到不但是高县,包括很多类似的山区(县),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很多短板问题,有些地方在短期内还难以补齐短板。比如产业层次比较低,偏重一产以致结构不合理,发展效益不够高,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资源要素约束日益趋紧。这些问题,既是现实中的客观存在,也是由于我们践行新发展理念还不够深入有效造成的。加快推进山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夯实底部基础,需要我们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部署,坚持科学定位、因山区制宜、突出山区特色,培育发展新优势;扭住重点精准施策,以过硬举措抓好县域经济发展各项任务,进一步走好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之路,把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提升到新的水平。

  为做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篇文章,高县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总要求,创新开展“心连”党建行动,着力凝聚党心民心,着力融合基层工作平台和机制,让基层治理体制更加简约高效、更加贴近群众,逐步形成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坚持大联动、微治理,探索“网格管理、居民自治”“四社联动”、区域共建互为补充的工作联动机制,构建党建引领居民小区治理机制,全县划分为454个网格区,设485名专兼职网格化服务管理员,建设“居民议事之家”、老年之家、志愿服务等群众自治团体97个,2019年开展“送学、送教、送医、送关爱”等活动200多场次,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创新探索“四色足迹”党建引领之路。在推进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过程中,科学设置制度体系,使每个党员走好“红色基因传承路、金色发展带头路、蓝色乡风引领路、绿水青山守护路”,搭建农村党员作用发挥平台,进行实绩考核评议。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部分和重要基础,城乡基层治理质量影响党的执政根基。在当前城乡形态深刻重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香港最准一肖中特免费华理的生物工程竞争力怎,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不断创新基层治理制度,提升城乡基层治理能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保障,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现实课题。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如何发挥群众智慧是关键。在创新主体资源投入不均衡、人民群众与其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创新主体的认知很容易同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相脱节。一定程度上,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各个环节,创新事业都被局限在某个创新群体内。可以说,人民群众参与创新事业的能力和潜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www.797555.com,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智慧也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形式和渠道,使人民群众能够广泛参与到创新事业中来。一方面,作为生产生活的实践主体,广大群众最擅长发现问题;另一方面,群众之所想、所急、所困往往就是创新的源头,代表着广泛的民生需求,应以此为起点推动创新工作。对此,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一个零门槛、使用方便的信息管理平台,将人民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精准地对接到政府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内的专业人员,让创新主体以此为依据,围绕现实问题开展工作。

  其次,高县“9县河长”共治一河水的实践,让人感慨。现实当中,很多棘手的问题不能解决,关键不在于大家能不能解决,而在于大家是不是真正地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想去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办法总是有的。“9县河长”共治一河水,这也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治理样本。实现基层善治就要瞄准基层治理之难,问题不可怕,一时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也不可怕,怕的是丢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我们的发展,决不能干那些只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决不能干那些表面光鲜亮丽、内部问题遍地的傻事,决不能干那些自以为是、违背规律的笨事。要让新答卷的每一笔、每一个回答,都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在发展过程中要始终牢记,人民才是最后的“阅卷人”。基层治理的答卷做得好不好,经济发展是不是高质量,答案不在文件上,而是在人民心里。

  进入新时代后,我省县域城乡基层治理在架构、方式、效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条块之间职责不清、管理运行机制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优;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缺乏经营管理人才;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发育程度不足、参与度不高,等等。我省的省情实际,决定了基层治理任务十分繁重,所以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把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这项工作中,无论走在前面还是有些落后,各县(市、区)都应深刻把握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聚力解决好城乡基层治理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性问题,同时注意处理好城乡基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推动党心民心高度凝聚,为县域做好全域规划、资源要素配置、引领产业发展、全面提升服务群众水平筑牢坚实保障。

  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项制度。沿海地区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在发挥作用,那就是社会文化主体性。经常说“温州人精明”,晋江人“爱拼敢赢”(现在演变为善拼善赢)等,这些表述虽然不一定合理恰当,但是这背后的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还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尤其要发挥本地特有的社会文化优势(比如高县的南丝路文化、红色文化、黄庭坚文化等),激发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只要他们有动力、能力参与发展,那么政府的政策才能发挥倍增效用,否则的话,再好的政策也得不到响应和落实。

  实际上,在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中,社会主体是主导力量,或者说,这些模式首先是源于民间社会的实践和创新,政府后来是在引导、规范、治理以及帮扶上发挥作用。即使是以集体经济为特点的苏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当地区域位置、经济发展路径以及老百姓的偏好等得以发展起来的。在这里,社会基础和区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其定义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一方面会自己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还需要其他主体来挖掘、培育和呵护,这为政府找到了在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在推进县域治理发展的进程中,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厘清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充分激发社会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县域治理的良性发展。

  政府和市场之间不是互为替代的,而是互补的。区域经济的推动,有时候政府的力量大一点,有时候市场的力量大一点。在发展初期的蓄势和改革的关键时间点上,在产业方向的聚焦和培育上,塞尔比迎来36岁生日 “本命年”。“政府主导”与“自发市场”相比有诸多优势。首先,政府具有征税的强制力量,有更强的信用获得各种发展资源,也更有能力抵御相关的各种风险。其次,政府具有更强的产业配套能力。这启示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在开始阶段,政府的引领和推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义乌的发展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当地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初对发展小商品经济的“经济立宪”,还是接着推出来的税收制度改革,都一再说明,政府的力量对培育新的经济模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模式是必要的。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苏南模式、义乌模式还是温州经验等,它们之所以能被称为一种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致相同的盈利模式下相同相近产业的规模化集聚。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模式和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如今所谓的模式和经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启示就是,曾经赖以起家的看家本领,如果十年二十年不变,那么你的优势就会成为劣势。致命之处在于,因为对既有经验和路径的依赖,改变从来就很困难。所以,很多时候,那些曾经让你飞起来的,也会最终再把你从天上拉下来。温州、苏南、义乌等,它们也都曾因经验经历着辉煌,也曾因经验经历过低谷。这就是这个世界向我们呈现的“非经验性”。所以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自己的竞争对手,又要关注外部环境的改变,很多时候,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过路人。

  做强县域经济,就要做强特色经济。目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普遍问题。过去我们常说千城一面,现在很多地区是千村一面、千镇一面,也就是村庄规划建设特色不够突出。

  做强特色经济,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些经验的一个共同价值原则,就在于它们始终能够聚焦一个地区优势发展要素,并把这种发展优势做到极致。以晋江经验为例,从安踏到劲霸,从恒安到盼盼食品、雨中鸟晴雨伞,专注于一双鞋、一片纸、一颗糖、一把伞……多年来,面对外部市场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考验,面对脱实向虚的“热钱”“快钱”等诱惑,晋江企业家们心无旁骛,践行着“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的目标。高县在这方面有基础也有条件,比如,已经有了一定区域品牌影响力的川南请春酒、高县土火锅、沙河豆腐等,如何扩大这些特色产品的市场,是应该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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